当前位置: 首页 >> 孝德教学 >> 正文  
武大教授冯天瑜:“五伦”说与和谐文化建设
2016年11月23日 15:14 来源: 道德星空网站

保持民主与权威之间的适度张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保持民主与权威之间的适度张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中华文化为解决此难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源,这集中体现在“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说所昭示的人际间良性双向互济关系的理念。

  人们习惯于将“三纲”说与“五伦”说并列论之,一概列入“专制纲常”,在“旧礼教”名下加以抛弃。其实,二者虽然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相通性,但二者又颇相差异,不宜笼统处置,而应当予以分梳,区别对待。

  一、近20年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人注意的焦点,但其认识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上。然而,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外,还必须追寻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协和共存的境界,求得人际关系的健全发展。东亚智慧提供的互动共济的人伦理念在这一领域尤其值得借鉴。

  阴阳彼此依存、相互为用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精髓,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是发扬“仁者爱人”、“交相利,兼相爱”精神,以达成人际间的双向互助式和谐共处。

  中华人伦观,尤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肯认尊卑、男女、长幼间双向互敬关系的“五伦”思想。“五伦”又称“五常”,原指宗法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组关系,但又可放大,如君臣关系可泛指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可包括同事关系。中国传统伦理对这些关系的界定,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前者以“三纲”说为代表,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惟有屈从的义务。这种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是现代化进程应予扬弃的东西。后者的代表性表述则是“五伦”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如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便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称之“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梁启超指出,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方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东亚国家、地区20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暗合了荀子的名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二、“三纲”说与“五伦”说的生成机制、成说时代,是有性质之差、先后之别的。

  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酝酿于战国,形成于秦汉,是宗法专制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式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屈从。

  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痕迹,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民本”说与“五伦”说。而“三纲”说定形于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其他尊者、长者所喜好、所运用,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时至近代,“三纲”说成为启蒙思想的扬弃对象,如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批评张之洞《劝学篇》内篇的“三纲说”时指出,三纲说有背于人道,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应是平等关系,只应服从情理,不应以绝对的垂直纲纪加以强力控制。何启、胡礼垣在批评“三纲”说的同时,又陈述“五伦”说的合理性,称其“通明”、“不偏”,保存了血亲和谐的双向互动理念。可见,古人、近人都不乏对“三纲”说与“五伦”说加以分梳的努力,我们今日更应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维,在扬弃“三纲”说的同时,用力开掘“五伦”说的宝贵精神资源,借以发挥其社会协调功能。

  “五伦”说尚未构成对专制主义政治伦理的直接抗拒,但它阐发的是对尊与卑、上与下的双向要求,具有协和性。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分别对君和臣提出要求,“君礼”与“臣忠”方能达成君臣和谐,同舟共济。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为五伦关系分别树立了“亲、义、别、序、信”等富于理性和人情的准则,并无绝对主义的要求。成书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对先秦的五伦说作了总结,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这五组社会人际关系的良性双向互动概括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此后,关于五伦的双向性要求,还有多种大同小异的说法,“五伦”说主要强调上下关系的协调,而“各守职分”(处在五伦关系诸层级的人各有责守,必须各尽义务)是达成和谐关系的要义所在。这一思路包含了“互动”与“双向要求”的合理因素,既是对专制独断论的一种抑制,也是对无政府及民粹倾向的一种防范与救治,有助于我们今日正确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关系、劳资关系、家庭关系,以构建和谐社会。以政府与民众关系为例,片面地单向要求,或者出现上对下的“专断”,或者出现下对上的“民粹”,都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陷入不和谐困境。再以劳资关系为例,资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置劳方利益于不顾,必将激化劳资矛盾,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环顾全社会诸种双边关系,五伦说阐扬的“互动”与“双向要求”至关紧要。

  当然,传统的“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所谓“民享”与“民治”)给予肯认,故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后专制皇权社会两千余年间,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社会主义的精义便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时,应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如“五伦”说在义务问题上的良性双向互动观;同时也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上下层级的良性双向互动,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三、“五伦”说的核心理念是“和谐”,而国学中对于“和谐”精义最简明、直观的表现便是太极图阴阳鱼。

  这一图式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相应而又合抱。太极图中的S曲线,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彼此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展现。由此曲线判分的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象遵循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在阴阳鱼周围绘出伏羲八卦图,合称“伏羲太极图”,展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图象,将易道的“流行”与“对待”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太极图形象而集中地体现了东亚智慧的多元综合性、互补和谐性、动态演化性及模糊意向性。这种特性体现于天人之际,便是人类与自然相亲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达到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表现于人世间,便是“琴瑟调和”的五伦互动共济。

  阴阳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是克服主客两分对立的现代病的启示之源。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对此有生动的论说。他批评笛卡儿、牛顿代表的工业文明的机械论潮流,主张从中国关于“道”的观念和阴阳互补思想吸取营养,建立有机的生态智慧。他认为,文化观念中包含阴、阳两种因素,女性、收缩、保守、响应、合作、直觉、综合可归于“阴”;男性、扩张、要求、进攻、竞争、理性、分析可归于“阳”。西方智慧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阳盛阴衰,“过分强调了阳——理性知识、分析、扩张;忽视了阴——直觉知识、综合和生态意识”。西方文化是一种“阳性文化”、“崇阳文化”,并已发展到“至阳”。根据“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的原则,它正面临“阳至而阴”的转折。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东亚智慧的启迪至关紧要,因为东亚智慧包含着丰富的阴性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体现着阴阳平衡。卡普拉以西医代表西方智慧以中医代表东亚智慧,比较二者的差异。

  在西方医学中,具有最高名望的医生是对身体的某个具体部位有详细知识的专家。而中医理想的医生是哲人。他们懂得所有的宇宙模式是如何在一起共同运行;他们以个体为基础来治疗每一个病人;他们的诊断不是把病人分类为患某种特殊的疾病而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每一个病人总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卡普拉对于东西方智慧的这种概括,大体是确切的,与本文题旨亦有相通之处———疗治现代文明病,使现代社会走向健全发展的道路,不能一味依靠西医式的分体疗法,而需要借鉴中医式的辩证综合施治。

  东亚智慧是东亚民族的庶众与精英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在数千年间,经历了“下学上达”与“上学下移”的双向发展过程。东亚智慧既凝聚在《周易》、《老子》等典籍文本之中,发挥于文化大师的宣讲、阐释之间,同时也活跃于百姓的日用实践里,形成诸如勤俭敬业、信用信实、重教尊师、注重积累等习俗、规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且在工业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巨大的活力。因此,东亚智慧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的相互汲纳融合,而且取决于在现代生活的新高度上,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健康互动,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由大众文化滋养精英文化,这是东亚智慧获得源头活水、生生不息的机制所在;也是精英文化防止枯涩、顿滞,大众文化克服物欲化的沉沦倾向的希望所在。

  (道德星空网站www.ddxk.net)

(道德星空www.ddxk.com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