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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2017年10月11日 13:24 来源: 道德星空网站

  “孝”观念之起源 

  “孝”观念“起源”于殷商时期,而“形成”于周代。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殷商时期的“孝”强调的是“事鬼神”而非“事人”,其观念尚未形成,其成为“孝”观念之“事人之死”方面的起源。二是殷商时期的“孝”活动虽已出现,但这种活动是自发而非自觉的,亦未上升到观念之层面,其成为“孝”观念之“事人之生”方面的起源。而周代的“孝”不仅回到了“事人”本身,而且成为自觉的活动,标示着“孝”观念的形成。

  1.“孝”观念的起源与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有着直接关联,它是随着人们对于鬼神态度的变化而产生的。而“事鬼神”与“事人”二者在“孝”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具有一种不可分割的交叉性,因此,我们不能够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截然二分态度来看待“孝”观念的起源与形成。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夏商周三代人们对于鬼神的态度作一下分析。《礼记·表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

  由此可见,夏商周各代最明显的特点即是“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夏道尊命”,我们可将其诠释为因夏王朝尚处于从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夏人对于鬼神之概念亦未有清晰明确之分辨,所以对于宇宙自然中之冥冥主宰之“命”茫然尊信,完全崇拜。虽然“命”这一概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提升为最高的形上概念,但在夏朝时,“命”仍是作为原始的宗教性概念,并显示出夏人之原始宗教性的茫然崇拜之情。当然,殷商以前,因无文字出现,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其真实的社会生活面貌,所以暂将殷商以前之时期“悬置”,待以后有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再论,本文暂且存而不论。

  殷商时期人们对于鬼神的态度是最为“尊从”与“敬事”的,以至“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墟到目前为止所发掘到的16万多片甲骨中,其大多记载的是当时人们的占卜、祭祀之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殷人对于鬼神的崇敬之情。此外,殷商时期人们对于鬼神的敬事,还表现在厚葬方面。厚葬在商以后是“孝”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此时的厚葬是否能够表明殷商已有“孝”观念的出现呢?笔者认为:首先,由于古人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神,而鬼神又能够祸福现世,因此人的死亡特征便从经验事实性上升为宗教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成为原始宗教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因为生者与死者有着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本身在当时又具有一种神秘性,所以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中内在地包含着祖先崇拜。二者结合在一起,即可见出殷人的厚葬并非是一种对于死去之人的敬事,而是对于鬼神的敬事。或者说,殷人并不是将死者作为“人”来对待,而是作为“鬼神”来崇敬。因此,“孝”观念在此时并未形成。

  到了周代,周人以礼制作为最高也是最为根本的行为规范,此即“周人尊礼”。周人“尊礼”,而非夏人“尊命”、殷人“尊神”,表明周人已经有了明确的鬼神观念,能够将“事人”与“事鬼神”分开,更加强调礼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说更加注重“事人”方面,而对于鬼神虽仍“敬事”,但已“远之”,这与夏人未有明晰分辨之鬼神概念的“事鬼敬神而远之”有着本质的不同。“周人尊礼”,尤重丧礼,他们此时已经不是把死者作为鬼神来看待,虽然仍有鬼神的因素贯穿其中,但总的来说是回到了对死者本人敬事追思。可见,“孝”观念在周代已经形成,它来源于殷人狭义的事鬼神,并逐渐发展成为周人“孝”观念中“事人之死”的方面。

  2.从社会生活方面来看,殷商时期已经出现“孝”字。如果“孝”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确为会意字的话,那么它必定源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中某种行为的反映,而这种行为就是“孝的行为”,这种行为即体现出“孝”字的本义。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孝的行为”,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事生”方面。但这种“事生”是本着血缘关系而自发产生的活动,它并不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毕竟殷商社会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事鬼神”,而非“事人”。这种原初的“孝的行为”是伴随着宗法社会而出现的,它并不能够说明“孝”观念此时已经形成,因为“孝”观念的形成必定要上升到理念层面,并明确以“事人”为主,但它却是“孝”观念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就此而言,殷商时期的“孝的行为”也是“孝”观念的一个起源,并逐渐发展成为周人“孝”观念中“事人之生”的方面。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孝”观念起源于殷商时期,形成于周代。“孝”观念最早起源于广义的“事鬼神”,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广义的“事鬼神”到“事人”的过程。殷人狭义的“事鬼神”是“孝”观念之“事人之死”的起源;殷人“孝的行为”是“孝”观念之“事人之生”的起源。(李聪 《商情》 2009年第21期)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

  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

  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

  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辨其真伪,学会扬弃。(节选自《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当代价值》一文)(北京孝赢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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